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席卷朝野，王安石以参知政事身份推出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等新政，试图以雷霆手段革除百年积弊。然而，这场变法却引发了士大夫阶层的剧烈分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反对者，便是以文章气节闻名的苏轼。表面上看，苏轼的反对是旧党对新党的政治博弈，但深入历史肌理会发现，这背后是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更是知识分子对民生疾苦的不同回应。
一、变法理念的根本分歧：法家峻急与儒家敦厚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逻辑是“以理财为方今先急”，通过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青苗法强制农民向政府借贷，均输法控制商贸流通，保甲法将民间武装化，这些政策无不体现法家“强国弱民”的治理思想。王安石在《周公》中直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变法之决绝，可见一斑。
苏轼的反对则深深扎根于儒家民本传统。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痛陈：“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这种将道德置于功利之上的观念，与王安石的功利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苏轼并非反对变革本身，而是担忧变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最终导致“民不堪命”。
二、政策执行中的民生拷问：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变法在执行层面的扭曲，成为苏轼批判的直接导火索。青苗法本为抑制高利贷，但地方官吏为完成考核，强行摊派贷款，导致“抑配（强制借贷）之害，甚于高利贷”。苏轼在《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记载：“百姓闻青苗之令，皆流涕相告。”这种政策异化，在苏轼看来是“以法术绳天下”，与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原则背道而驰。
更令苏轼痛心的是保甲法的推行。他在《策别》中描述：“民既尽力于官府，又役力于保甲，力不从心，南亩皆弃。”当他在徐州目睹农民因保甲训练耽误农时，导致“秋田未终，春耕已缓”的惨状时，毅然上书《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以实地调查数据驳斥变法派的理想化设想。
三、人性温度与制度刚性：士大夫的两种担当
苏轼的反对，本质上是人性关怀与制度设计的冲突。王安石变法构建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体系，却忽视了制度执行中的人性因素。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提出的“赏疑从众，罚疑从去”，正是对制度刚性的柔性补充。他认为，治国应如“医者之治疾”，需“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而非机械执行法令。
这种差异在科举改革中尤为明显。王安石废除诗赋取士，改以经义策论选拔实用人才。苏轼虽赞同改革科举，但在《议学校贡举状》中强调：“专取策论而罢诗赋，如用医药，虽能除疾，然或伤其元气。”他担忧的是，过度实用化的人才选拔会摧毁文化传承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