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吴王寿梦以“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试图打破传统，将王位传于四子季札，却意外引发吴国长达数十年的权力动荡。这场始于家族内部的制度实验，最终演变为孙辈相残的悲剧，成为理解春秋时期权力更迭的重要注脚。
一、制度设计的初衷：以贤立国的政治理想
寿梦的继承改革并非一时兴起。作为吴国第十九代君主，他通过北上朝见周天子、结盟中原诸侯、引进军事技术等手段，将吴国从江南小邦推向霸主地位。然而，在四个儿子中，他独宠幼子季札的贤能，认为其“知书达理、仁爱贤明”，足以引领吴国走向更强盛的未来。
为规避嫡长子继承制的弊端，寿梦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规则：王位先传长子诸樊，再依次传于余祭、余昧，最终由季札继位。这一制度既保留了兄终弟及的稳定性，又暗含“以贤代长”的突破性，试图在家族内部构建一种“能者居之”的平衡。
二、制度崩坏的起点：季札的三次让位
季札的拒绝成为制度崩坏的导火索。诸樊在位十三年后，依遗命传位于余祭；余祭在位十七年，又传于余昧；余昧临终前欲传季札时，后者再次避让，甚至“舍弃家产，到田间农耕”。这一行为迫使吴人打破规则，将王位传于余昧之子僚。
季札的让位看似高风亮节，实则暴露了制度设计的致命缺陷：“兄终弟及”依赖家族成员的绝对自律。当季札以个人意志对抗制度时，规则立即失效，而吴国又缺乏替代方案，导致权力真空被僚的继位填补。
三、孙辈相残的爆发：公子光的夺位阴谋
僚的继位彻底激化了矛盾。诸樊之子公子光认为，按照寿梦的原始设计，季札拒位后王位应归于长子一脉，而非余昧之子。这种认知差异，加上僚的两个弟弟掩余、烛庸掌握兵权，使公子光陷入“名不正言不顺”的困境。
转机出现在楚国流亡者伍子胥的到来。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与公子光结盟，策划了“鱼肠剑刺僚”的经典政变：
制造战机：公子光怂恿僚派掩余、烛庸伐楚，使二人被困战场；
布局暗杀：以宴请为名，将僚诱入设有地下室的宅邸，由刺客专诸藏匕首于烤鱼中行刺；
权力清洗：政变后，公子光迅速处决僚的党羽，巩固统治。
这场政变虽以最小代价完成权力更迭，却彻底撕破了吴国贵族的道德伪装。公子光（即吴王阖闾）的夺位，标志着“兄终弟及”制度在实践中的彻底破产。
四、历史回响：制度实验的双重遗产
寿梦的继承改革对吴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短期繁荣与长期动荡并存：僚继位期间延续了寿梦的强国政策，使吴国“地盘继续扩大，国家更加富裕”；但公子光的政变暴露了制度脆弱性，为后续夫差时期的穷兵黩武埋下伏笔。
道德困境的具象化：季札的让位被后世视为“高风义节”，但其行为客观上导致了权力真空；而公子光的夺位则被批判为“背弃古吴礼贤”，这种矛盾反映了春秋时期道德与权力的激烈碰撞。
对后世继承制度的警示：吴国的教训促使诸侯国逐渐转向更稳定的嫡长子继承制，而“兄终弟及”仅在特殊情境下被采用（如北宋初年的“金匮之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