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成都城内上演了一幕令人唏嘘的悲剧：蜀汉昭烈帝刘备下令赐死养子刘封，这位曾随赵云、张飞扫荡西川、攻取上庸的猛将，最终在自裁前悲愤质问：“父王为何要杀我？”这场看似违背伦理的杀子事件，实则是宗法制度、战略失误与权力继承危机交织下的必然结果。
一、身份困境：养子与嫡子的不可调和
刘封本为长沙寇氏之子，公元201年刘备投靠刘表时将其收为养子。在刘禅出生前，刘封因“武艺气力过人”备受器重，甚至被视为潜在继承人。然而，公元207年刘禅的降生彻底改变了局势——宗法制度下，亲生血脉的继承合法性远超养子。陈寿在《三国志》中直言刘封身处“嫌疑之地”，这种身份尴尬使其成为蜀汉政权的不稳定因素。
刘备称汉中王后，立即册立刘禅为太子，同时将刘封派往东三郡（上庸、房陵、西城）任统帅。表面看是重用，实为疏远：通过军事任务将刘封调离权力中心，避免其与刘禅产生直接冲突。但刘备的用人失误在此显露——他让年仅二十余岁、缺乏威望的刘封统领孟达等老将，导致刘封既无法服众，又陷入权力真空。
二、战略崩盘：不救关羽的致命抉择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一度“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然而，当关羽向刘封、孟达求援时，二人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拒绝出兵。这一决策的背后，是孟达的消极心态与刘封的无力掌控：孟达因长期受刘备冷遇（对比法正的飞黄腾达）早已心生不满；刘封作为名义统帅，却因资历浅薄无法调动孟达，甚至与其爆发冲突，抢夺孟达的仪仗队，进一步激化矛盾。
关羽败亡后，东三郡的战略价值骤降。孟达因恐惧追责，选择投降曹魏，并联合申氏兄弟反攻刘封。刘封战败逃回成都，彻底失去战略屏障。此时，刘备面临双重压力：军事层面，东三郡的丢失切断了汉中与荆州的联系，使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化为泡影；政治层面，刘封的失败成为蜀汉内部矛盾的爆发点，其“不救关羽”“逼反孟达”的罪名必须有人承担。
三、权力博弈：诸葛亮的“终难制御”之忧
刘备赐死刘封时，诸葛亮的一句“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成为关键推手。这句话背后，是蜀汉政权对继承危机的深度焦虑：
刘禅的孱弱：作为嫡子，刘禅年幼且能力平庸，难以驾驭刘封这类猛将。
养子的威胁：刘封性格刚猛，若刘备去世，其可能以“长子”身份争夺权力，甚至引发内乱。
前车之鉴：袁绍、刘表等诸侯因废长立幼导致政权崩溃的教训，使诸葛亮对“养子问题”极度敏感。
刘备最终选择“挥泪斩马谡”，既是对外展示法度严明，也是为刘禅扫清障碍。他痛哭道：“封儿刚烈，然不得不除。”这一矛盾态度折射出权力与亲情的撕裂——作为父亲，他或许对刘封怀有愧疚；但作为君主，他必须维护政权稳定。
四、历史镜像：身份政治的牺牲品
刘封的悲剧，是三国时代权力法则的残酷体现：
宗法制度的枷锁：在“嫡长子继承制”下，养子身份注定其难以融入权力核心。
战略失误的替罪羊：刘备、诸葛亮将东三郡的失败归咎于刘封，掩盖了自身用人失当的责任。
人性博弈的写照：孟达的背叛、关羽的孤立、诸葛亮的权衡，共同构成了一张绞杀刘封的罗网。
五、深层启示：权力过渡的永恒难题
刘封之死，揭示了古代政权继承中的三大规律：
血缘优先于能力：在宗法社会，亲生血脉的合法性远超养子，即使后者能力更强。
权力稳定高于亲情：君主在关键时刻会选择牺牲个人情感，以维护政权延续。
预防性清除的必要性：为避免未来危机，统治者会提前清除潜在威胁，哪怕其尚未构成实际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