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自顺治末起，三十余年间先后发起和参与古文论争多达十余次，大型论争有八次，与一时古文名家发生激烈的商讨争讼。
（一）与周容之争：与明遗民第一次交锋
鄞县周容，字鄮山，一字茂三，擅长诗古文辞。著有《春酒堂文存》。顺治十六年（1659）客都门，汪琬与晤，以未及论文为憾，作《与周处士书》相责未告以“古学者之道”。书中忆及近年“气盛志锐，好取韩、欧阳诸集而揣摩之”，谓周容宜施以“规切教诲”，却“反用浮词相推誉，非仆所望于足下也”（P466-467）。
但他的热情遭到冷遇，周容《复汪苕文书》：“何足下好学之至于是也！而书旨澹渺，善于取姿，即其用微语以自占地步者，亦若欲令人不觉，何足下行文之至是也！”驳斥所谓“用浮词相推誉”，接下明确告诉汪琬：自少有志学古，见汪文有古大家之范，不免嗟叹，然并非赞汪文甚佳，而是“特自为咨嗟叹息耳，乃不意足下闻之”。
（二）与陈僖之争：以崇法与明道为中心的论争
苑陈僖，字蔼公，荐试博学鸿儒，不第。著有《燕山草堂集》五卷。顺治十六年（1659）岁暮前后，在刘体仁京邸结识汪琬，未几返里，以未及细加商讨文章为憾，作《与汪比部论文书》、《再与汪比部论文书》、《三与汪比部论文书》。汪琬有《答陈霭公论文书》二篇。
拙文《汪琬的古文理论及其价值刍议》已指出这是清文史上第一场引人瞩目的论争，讨论的核心问题即倡法度还是主明道，重寄托还是尚才气，法古还是重今，陈僖主于明道、寄托，汪琬强调文法、才气，意见颇不相合。这里仅补充两点：其一，在与遗民第一次交锋中，汪琬完全处于下风。与陈僖之争，一变此前谦恭态度，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其二，这次论争，汪琬最大的收获就是表明了对古文复兴极看重的一点，即文法。考察清初文法说之兴，不能不关注这场论争。
（三）与吴殳之争：以《正钱录》为中心的与明遗民第二次争锋
太仓吴殳，字修龄，崇祯诸生。著有《舒拂集》、《围炉诗话》、《正钱录》等集。邓之诚先生注意到汪、吴之争，《清诗纪事初编》卷三：“诋《正钱录》不中要害，致吴殳‘类稾类死’之嘲。”（P322）论争起于汪琬作《与梁御史论正钱录书》。康熙初，吴殳北游京师，尺牍盖作于此际。汪琬读《正钱录》，以为“其例甚严，其词甚辨，诚有功斯文不小”，然尚乏“和平之心”、“周详博大之识”，“若但盛气以相攻击，而商榷未安，则必有偏驳之病；考证未悉，则必有卤莽疏漏之病”。
盖谓吴殳还不能将钱谦益一概驳倒，如要彻底驳倒，就应像官吏缉获大盗那样，考求赃证，推原踪迹，各得其实，“然后杀之而不敢为异词”（P471-472）。因此央请好友监察御史梁熙将意见转告吴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