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如今，有着非常光辉的形象，素为世人所敬重。但是，真实历史中的他，像近代史大多数名人一样，还是有着比较复杂的面目的。后世给蔡元培的“人设”，是革命者、教育家、北大校长，是现代学术的守护神，这些定位大体都无问题。我以为，有问题的是，他绝不仅仅只有这些面相。
这里面，充满了偶然，也不乏一些黑料。特意提及这点，毫无用心要否定他，而是意在提醒说，社会与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很复杂。我们吹捧一个人，恨不得将人的所有优点都加诸其上，显得多少有点不对头。
从其履迹看，蔡元培走上读书之途、革命之路，乃至成为北大校长等等，都有很多偶然因素。他本色是一读书人，是时代的洪流冲击着他一步步前行，一次次“转型”。
他出身绍兴，与周作人、秋瑾等同道世代文宦家庭背景不同的是，他出身比较卑微的商人之家。他的祖父是当铺经理，其父只是钱庄老板，兄弟三人数他自小就聪慧好学，其父始有意让他走读书人之路。
他从此，5岁入私塾，12岁习八股，17岁中秀才，在给有钱人家做陪读“勤工俭学”的同时，勤奋读书，终于在21岁中举，25岁中进士，并很快被点为翰林。他改变命运的奋斗历程，是非常顺利的，也一度是绍兴乡人口中的励志典范——从知堂日记中，我们得知，小他17岁的周作人，自小就对他大名耳目能详。
他是俗称的体制内中人，也是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不是国事的激变，他也不会走上反政府的自送死地之途。1895年，他还在翰林院钻研古诗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他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虽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极度失望，他以请假回乡为由，开始秘密联系同志，逐渐走上推翻满清的志业。
虽然，直到民国政府成立，他其实还一直挂着清政府的职衔，领着他们的工资。他实是满清政府内部的“带路党”。
而后，因为革命党内部的纷争，他一度很厌倦，“带薪留职”到德、法等国留学，是想安心回到读书人本位，作一名学者的。
所以在民元前后，他既以革命家著称，也以学者闻名，写出了中国的第一部伦理学史，开始了最早的红楼梦研究，等等。后来北洋政府邀请他担任北大校长，他私心并非愿意，但是出于和对手争人才的考量，他又义不容辞上任。
所以，蔡元培的一生，是勤奋而精进，但在重大的选择上，基本都是被时代催逼而成。看《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他的本意，是想认真而安静地作一名书斋内的读书人的。就个人现实处境而言，他也完全有条件就此安享富贵。
他后开走入刀光血影的乱局，实是出于不得已，出自内心的不安，出自良知的驱使，出自救国理想的感召。这其实也是当时大多数革命党人的共同历程。他们这些人，蔡元培也好，鲁迅也好，徐锡麟也好，秋瑾也好，章太炎也要，和太平天国那些人为了不饿死而揭竿而起不同，本身都是出身很好，多“高学历”，多有较好的社会地位之人，完全可以安稳做大老爷，但为了家国民生，就此走上了亡命生涯。
大概也因此之故，辛亥革命党人，至少在民国建立以前，大家一起推动革命的心态是比较单纯的，也敢死敢斗，可歌可泣，虽也纷争不断，但多是理念之争，少有权力之斗。
历史上的蔡元培，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一副忠厚长者、温文读书人的形象，其实这多少有点误读，或者至少是片面的。
在晚清的革命党人之中，蔡元培其实是素以果敢、好斗著称的，邹鲁写同盟会史时直接说他“心狠手辣”。严格说来，蔡元培在作北大校长之前，他的主要身份，其实是国民党早期的特务头子，“黑社会”暗杀团体领袖，杀伐果决，刀口舔血，根本不是儒雅的、温吞的读书人那么简单——他这种形象的反差，倒总让我想起后来的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