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刘宏是东汉的第十一位皇帝，刘宏喜欢搜刮钱财卖官鬻（yù）爵来供自己享乐。可以想象，刘宏用钱财买来所需的一切，可身边的妻妾都是利益所驱使走向他的身边，没有一个真心相待了，这应该成了汉灵帝刘宏的生平遗憾吧。
汉灵帝刘宏（156年－189年），本封为解渡亭侯，是汉章帝的玄孙，汉桓帝的堂侄。永康元年（167年）桓帝崩，因桓帝无子，由桓帝的皇后窦妙立为皇帝，时年仅12岁，168年—189年在位。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中平六年（189年）去世，终年34岁。在位22年，谥号为孝灵皇帝，葬于文陵。
刘宏本封解渎亭侯，为承袭其父刘苌的爵位。母董夫人。他是汉章帝的玄孙，汉桓帝的堂侄。
在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刘倏以光禄大夫身份与中常侍曹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多人，前往河间迎接刘宏。建宁元年（168年）正月二十日，刘宏来到夏门亭，窦武亲自持节用青盖车把他迎入殿内。第二天，登基称帝，改元为“建宁”。由桓帝的皇后窦妙立为皇帝（因桓帝无子），是为汉灵帝。
汉灵帝即位后，东汉政治已经病入膏肓，天下旱灾、水灾、蝗灾等灾祸频繁，四处怨声载道，百姓民不聊生，国势进一步衰落。再加上宦官与外戚争权夺利，最后宦官推翻外戚窦氏并软禁窦太后，夺得了大权，又杀死正义的太学生李膺、范谤等100余人，流放、关押800多人，多惨死于狱中，造成第二次党锢之祸。而昏庸荒淫的灵帝除了沉湎酒色以外，还一味宠幸宦官，尊张让等人为“十常侍”，并说“张常侍乃我父、赵常侍乃我母”，宦官杖着皇帝的宠幸，胡作非为，对百姓勒索钱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可谓腐败到极点。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就是后来叛变的导火索。
在朝政腐败和天灾的双重压迫之下，叛乱有了广大的市场，张角煽动百姓，聚众造反。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人张角兄弟三人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举事，史称“黄巾之乱”，这次暴乱所向披靡，给病入膏肓的东汉王朝以沉重打击。虽然被平定，但是破坏极大。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终年34岁。
东汉自汉和帝刘肇登基后，迭出少年（包括幼儿）皇帝，他们不懂国家政务，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的斗争局面。而且这种斗争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汉灵帝时期也是如此。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便不可阻遏地爆发了。一方以窦太后、窦武为首，另一方则以曹节、王甫为首。
灵帝即位后，由于年小，仍由窦太后执政，论功策勋，封窦武为闻喜侯；其子窦机为渭阳侯，位拜侍中；其兄子窦绍为鄠（hù）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位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
窦太后临朝后，复用陈蕃，大小政事，均由陈蕃参与定夺。陈蕃与窦武又起用了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受挫的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使之列于朝廷，参议政事。这赢得了许多士人的心，“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
灵帝即位后，宦官曹节被封为长安乡侯，暂时受到压制，但通过灵帝乳母赵娆（ｒáｏ）及太后的身边宫女，向太后献殷勤，取得了太后的信任。
陈蕃与窦武对此非常担忧。于是，密谋欲除去宦官，但太后一直犹豫不决，迫使陈、窦二人采取武力消灭宦官集团，但密奏事先被宦官得知，激起事变。
永康元年九月初七日，宦官就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把灵帝骗出来持剑开路，关闭宫门，逼迫尚书起草诏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胁迫太后，夺取了玉玺，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受诏，与侄子窦绍边战边退到军中，召集数千人镇守都亭。陈蕃听说发生变乱，率属下官员及太学生80多人，手持兵器冲入承明门，与王甫军遭遇。陈蕃被逮捕，送到北寺狱。看守的宦官连踢带踹地骂陈蕃：“该死的老鬼，看你还能不能裁减我们的编制，削减我们的薪俸了！”当天便把陈蕃折磨而死。
天刚亮，王甫便带领虎贲羽林军，同包围将军府的不明就里的张奂军队会合。他们假传诏令，诬窦武反叛，引诱窦军投降。窦武与窦绍势单力薄，被重重包围，最后被迫自杀。随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迁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举荐的，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一律免官，永不录用。
宦官集团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之后，灵帝被迫升任曹节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升任王甫为中常侍。其他朱瑀、共普、张亮等6人封为列侯，11人封为关内侯。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表气”。
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的母亲病故，太后忧思成病，也于六月初十日在南宫云台去世。宦官们对窦氏积怨很深，竟用一辆简陋的车装着太后的尸体放在城南一个宅院中。几天之后，曹节、王甫打算用贵人的礼节为太后发丧，灵帝没有同意。曹节等又想把太后葬于别处，不和桓帝合葬。对此，灵帝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诏令公卿会议讨论。会上，大家观望了很久，却都不愿意先说话。最后廷尉陈球说：“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宦官赵忠连讥带讽，威胁陈球，陈球却毫不畏惧，太尉李咸也表示支持。曹节、王甫则强调“窦氏罪恶”，力议其非。李咸再次上疏，认为“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甚至说：“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这才使灵帝同意了“合葬宣陵”的主张。
太后葬礼之争是外戚与宦官这次较量的尾声。这样的事情尚且拿到公卿会议上讨论，可以看出灵帝的昏庸无能和无可奈何。廷议中赵忠、曹节、王甫与公卿同堂对簿，又用带有讥讽和恐吓的语气相争，可以看出宦官是何等的骄横霸道。
从这时开始，一直到灵帝死去的中平六年（189年），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宦官势力垄断之中。
宦官集团的罪恶行径，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
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从灵帝做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深层心理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中不断长
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地，他对皇位与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王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丧失。
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汉灵帝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灵帝。永康二年（164年），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宇、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灵帝问道：“什么是勾党？”曹节等答道：“勾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灵帝问：“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答道：“想要夺权窃国。”灵帝这才奏准。宦官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二是使灵帝更依赖于自己，三是消灭了敌对政治力量。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李膺等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荀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称度尚、张邈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
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永康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年）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
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政治上，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宦官集团的独裁统治。只要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诬告陷害，或流放禁锢，或罢官下狱，或杀身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上，兼并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泽都占为己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在生活上，腐化糜烂，挥金如土。
他们还引导灵帝荒淫乱政，伙同灵帝在西园卖官，支配灵帝驱正扶邪，从而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后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引起了黄巾农民大起义
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只是食俸二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初，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4人，秩级千石。灵帝却陡增至12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当时人们称之为“十常侍”。他们不仅封侯受赏，连他们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们把持朝政，贵盛无比，昏庸的汉灵帝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由于宦官当权，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年(168年)到中平元年(184年)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起。最后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为了纠正时弊，郎中张钧曾上书说道：
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经师旅而大寇自清。
尽管张钧对黄巾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抓到根本，只杀几个宦官也不一定能消除鄂州百姓长期积淀的不满情绪，但宦官专权无疑是黄巾起义的催化剂和导火索。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无疑加速了这个催化的过程，并亲手点燃了这个导火索。
汉灵帝刘宏搜刮钱财卖官鬻爵，这位皇帝卖官已卖到朝廷的最高官职——三公，像买卖货物那样讨论着三公的价格，可以想象汉灵帝刘宏这位皇帝是有多么的贪婪，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政治又是怎样的腐败，同时也可以猜测出天下百姓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