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即位后，在对外贸易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
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挑战清朝封关政策，洋商驾船北上告御状就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的决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他们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
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粤海关，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总督等官员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宁波贸易。本就对外商没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企图通过关税手段让洋商无利可图，使他们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洪任辉率船携运大量枪炮军火等违禁品到达宁波，就增税之事与官员激烈争执，闽浙总督杨应琚亲赴宁波调处并奏报中央。十一月，乾隆帝裁示禁止英国商船进入宁波，由两广总督李侍尧传谕各国商人限于广州贸易，提高舟山、宁波、厦门关税一倍，强制起卸军火、帆具上岸。
洪任辉粤海关再于1759年由广州出航，并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偷偷地直航宁波。不过，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清朝官员发现，结果洪任辉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无奈之下，洪任辉便按公司的指示，驾船来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辉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皇帝御览。
此“状纸”内容长达七项，但主要有四点：第一，状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68项，核银1000多两；第二，状告资元行老板黎光华，拖欠东印度公司货款5万多两；第三，状告广州官吏不循旧例接见洋人，致使家人属吏敲诈勒索；第四，保商制度弊病甚多，延误外国商船正常贸易的进行。
乾隆皇帝阅后，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命给事中朝诠、福州将军新柱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查办审讯。审理结果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不但有辱天朝的尊严，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
判决结果为：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处分，海关陋规杂费一体废除，同时重申外国商船不可赴宁波贸易。洪任辉明知违反律例，不顾地方官多次警告，擅赴天津告状，判罚圈禁于澳门的前山寨，圈禁期满驱逐回国；代写诉状并呈状词的四川商人刘亚匾，以触犯讼棍教诱主唆、为外夷商谋砌款罪被处死；黎光华家产也公开拍卖抵债，洪任辉供称指使告状的徽州商人汪圣仪，与任辉交结、收受英国大班银一万三百八十两，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但潜逃未获。
洪任辉本人被囚禁在澳门三年（1759年12月-1762年11月），刑满后被带到黄埔乘船遣送回英国，终身不得再返回中国。其实，东印度公司可以付一笔赎金，以免去洪任辉的刑期，但东印度公司并没有这么做，可见西方殖民者的险恶。不过，洪任辉在六年里（1760年至1766年）一共赚了8500英镑，其中2000英镑是为了补偿他受囚时所承受的“苦难”。而那位替洪任辉代写诉状的中国人，竟落了个被斩首示众的下场。
乾隆加大锁国力度，外国屡派使团交涉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