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春，白帝城永安宫中，刘备病榻前将蜀汉江山托付给诸葛亮，留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千古遗言。这场托孤不仅奠定了诸葛亮在蜀汉的核心地位，更引发后世对其权力边界的持续探讨。从历史记载与权力结构分析，诸葛亮在刘禅继位后，实际掌握了蜀汉政权中近乎绝对的行政、军事、监察与人事权，其权力集中程度远超同时代任何一位辅政大臣。
一、托孤遗诏：权力合法性的双重构建
刘备托孤时，通过四项核心安排为诸葛亮铺就权力之路：
“自取”试探与“相父”身份：刘备以“君才十倍曹丕”的极高评价，表面赋予诸葛亮取而代之的权力，实则以退为进试探忠心。诸葛亮当即叩首立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化解潜在危机。随后刘备命刘禅“事诸葛亮如父”，以“相父”身份将君臣关系升华为拟制血缘，从道德层面绑定诸葛亮与刘氏政权。
李严制衡的失败：刘备同时任命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镇守永安。此举本为防范诸葛亮独揽军权，但诸葛亮通过北伐等军事行动逐步削弱李严势力，最终以“运粮不继”为由将其贬为庶人，彻底清除权力障碍。
马谡问题的警示：刘备临终特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虽未立即采纳，但后续街亭之败印证了刘备的识人之明。这一细节侧面反映刘备对诸葛亮用人权的潜在担忧，却未能改变诸葛亮最终决策的权力格局。
二、官职体系：集行政、军事、监察于一身
诸葛亮在刘禅继位后，被授予丞相、录尚书事、领司隶校尉、领益州牧、开府、假节、武乡侯等职衔，形成完整的权力网络：
丞相：作为百官之首，总揽全国政务，其职权范围远超西汉时期仅负责行政的丞相。诸葛亮以丞相身份直接指挥北伐、南征等军事行动，实际行使军事统帅权。
录尚书事：掌管尚书台，即皇帝决策机构。诸葛亮通过此职直接参与内朝事务，使政令传达与执行形成闭环，避免权力分散。
领司隶校尉：拥有监察百官的权力，可弹劾不法官员，进一步巩固其权威。
领益州牧：作为蜀汉唯一州——益州的最高行政长官，诸葛亮直接管理地方事务，确保基层政权忠诚。
开府与假节：开府意味着可自主选拔属员，构建独立于朝廷的官僚体系；假节则赋予其代表皇帝行使生杀大权的特权，如街亭之战后斩马谡即为此权体现。
三、权力实践：从“事无巨细”到“独断朝纲”
诸葛亮执政期间，其权力集中程度达到历史罕见：
行政独裁：史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刘禅仅需主持祭祀等礼仪性事务，实际政务均由诸葛亮裁决。例如，他制定《蜀科》严明法度，甚至规定官员“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将个人意志转化为国家法律。
军事垄断：诸葛亮五次北伐均以丞相身份统帅全军，从战略规划到战术执行全程掌控。即便在第四次北伐中，因李严运粮不力导致退兵，诸葛亮仍能以“平乱”名义将其罢免，彰显军事权威。
经济控制：通过屯田制与盐铁专营，诸葛亮将经济命脉紧握手中。木牛流马、诸葛连弩等发明不仅服务于军事，更成为国家技术垄断的象征。
人才选拔：诸葛亮开府后，大量提拔荆州集团与益州本土人才，形成以蒋琬、费祎、董允为核心的“四相”体系，确保政权稳定传承。
四、历史对比：权力集中度的巅峰
与同时代辅政大臣相比，诸葛亮的权力集中度堪称极致：
曹魏：司马懿虽通过高平陵之变夺权，但其前期仅以太尉身份掌握部分军权，需联合曹爽共同辅政，权力分散且充满博弈。
东吴：诸葛恪辅政时虽为太傅，但需与孙峻等权臣分享权力，最终因激进用兵被政变杀害。
蜀汉内部：诸葛亮继任者蒋琬虽同为录尚书事，但缺少司隶校尉与益州牧职衔，监察权与地方控制力大幅削弱，更无法开府自选属员。
五、权力边界：道德约束下的理性集权
诸葛亮虽集权于一身，却始终以“兴复汉室”为理想，将权力用于国家治理而非个人私利。他严惩贪腐、轻徭薄赋，甚至在《诫子书》中强调“非淡泊无以明志”，以道德自律约束权力膨胀。这种“理性集权”模式，使其成为后世权臣的标杆——既需绝对权力以稳定政权，又需道德约束以避免堕落。
白帝托孤后，诸葛亮通过刘备的制度设计与个人能力，构建起蜀汉政权中前所未有的集权体系。其权力之广、之深、之稳，既源于刘备临终的精心布局，更源于诸葛亮对“忠臣”与“智者”身份的完美践行。这种权力结构虽因蜀汉国力弱小而未能改变历史走向，却为中国古代政治史留下了“集权与道德并存”的独特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