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与雍正帝的关系，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君臣互动之一。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之妹入雍亲王府为侧妃，到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被赐自尽，两人维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复杂关系。这段关系既包含政治联盟的默契，也暗藏权力博弈的裂痕，最终以悲剧收场。
一、制度捆绑下的“被动联盟”：从旗属关系到郎舅之亲
年羹尧与雍正的关联，本质是清朝“皇子分府”制度的产物。康熙四十八年，四皇子胤禛（雍正）被封为和硕雍亲王，依例获得镶白旗部分佐领的管辖权，而年羹尧家族彼时正隶属于该旗。这种制度安排使年羹尧从贝勒延寿的属下转为雍亲王的包衣奴才，两人关系由此奠定基础。
同年，年羹尧之妹被选为雍亲王侧妃，年氏家族从下五旗之一的镶白旗抬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这一变动看似是康熙对雍正的恩宠，实则暗含政治平衡的考量。年羹尧由此成为雍正的“大舅哥”，但这种基于制度与婚姻的关系，并未在初期形成深厚的私人情感。年羹尧在康熙末年仍与其他皇子保持联系，例如他曾热情款待冒充诚亲王允祉的骗子，并收受九皇子允禟赠送的西洋小荷包，足见其并未将政治筹码完全押注于雍正。
二、夺嫡关键期的“双向选择”：年羹尧的投诚与雍正的器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冬，康熙帝驾崩，雍正即位。在此前夕，年羹尧的选择成为关键。当时，十四皇子允禵率军驻扎西宁，手握重兵，对皇位构成威胁。雍正即位后，立即召回允禵，并命年羹尧接管西北军务。这一安排既是对年羹尧军事能力的信任，也是对其政治立场的考验。
年羹尧的投诚为雍正稳固政权提供了重要支持。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部头目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年羹尧以抚远大将军身份率军平叛。他通过“以番攻番”策略分化叛军，增设驿站保障后勤，最终用两年时间彻底平定青海，将该地纳入清朝版图。此役后，雍正对年羹尧的褒奖达到顶峰：加封一等公，世袭罔替；其父年遐龄加尚书衔；其子年富承袭一等男世职。雍正甚至在谕旨中宣称：“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
这一时期，两人的关系呈现“蜜月期”特征。雍正频繁赐予年羹尧珈楠暖手、香茶、珐琅鼻烟壶等私人物品，并在信件中以“阿弥陀佛”“好心疼”等亲昵话语表达关切。年羹尧则通过“年选”推荐官员，形成庞大的政治势力，其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甚至被赋予西北军事指挥权，成为雍正朝的核心权臣。
三、权力巅峰后的“裂痕初现”：傲慢与猜忌的双重激化
年羹尧的权势膨胀逐渐引发雍正的警惕。作为抚远大将军，他不仅在西北军务中独断专行，更通过“年选”结党营私，形成利益集团。例如，他举荐的官员吏部优先录用，甚至故意弹劾无辜官员以安置亲信。这种行为虽在短期内巩固了其地位，却让雍正深感威胁。
更致命的是，年羹尧在政治立场上出现失误。他未按雍正意愿严加看管政敌允禟，反而纵容其活动，甚至允许其在西北经商。在雍正清除政敌的关键时刻，这种行为无异于政治自杀。此外，年羹尧对雍正的傲慢态度也日益显著。例如，他在面圣时“坐城楼不动”，以镇定姿态震慑敌军，却也暴露了对皇权的轻视。
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在一道贺章中将“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成为雍正发难的导火索。雍正暗示官员弹劾，年羹尧官职一夜之间降十八级，被贬为杭州城门守卫。三个月后，他被押解回京，议政大臣罗列其九十二条大罪，最终被赐狱中自尽。
四、悲剧结局的深层逻辑：皇权与权臣的不可调和
年羹尧的陨落，本质是皇权与权臣矛盾的必然结果。雍正作为改革派君主，亟需通过整顿吏治、推行新政巩固统治，而年羹尧的结党营私与傲慢行为，恰恰成为其改革的阻碍。从制度层面看，清朝的集权体制不允许任何臣子拥有超越皇权的势力；从个人层面看，雍正的多疑性格与年羹尧的跋扈性格形成激烈冲突。
年羹尧的悲剧也反映了封建时代权臣的生存困境。他虽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却未能平衡权力与道德的关系。其“年选”现象虽在短期内巩固了地位，却也埋下了被清算的隐患。当皇权感受到威胁时，任何功绩都无法成为免死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