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仅仅一个世纪当中就上演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如此高频率的展现出了现代文明国家相互攻击和自我毁灭的疯狂。英国史学家诺曼·斯通点评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都极大的击碎了文明世界的信心。在1910年，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经过社会改革，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教育体系，经济繁荣，大国之间已经近100年没有在本土上直接交战(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至1914年一战爆发)，不仅有着持续和平的可能性，而且人们已经在谈论欧洲联合的可能性。
一战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打响，并从区域战争迅速蔓延为了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事让曾长期远离战事的欧洲人看到，为他们带来福祉的科学技术正在展现出杀人利器的效率。文明国家失去了理性，而这样的非理性甚至延续到了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法国人固执的将摧毁德国经济的条款写入和约，英国人和美国人则推动在东欧和中东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国家。这些都为二战埋下了伏笔，德国发誓复仇(绝非希特勒一个人的愿望)，而那些分散的小国根本无法形成制约。
一战战事残酷，以至于整个法国各个阶层都累积了对战争的恐惧心理，这将使得法国在二战开战后，令人意想不到的输掉战争，迅速投降。在丘吉尔出任首相之前，同样是因为畏惧战争、竭力避免战争，英国主导对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作出了一连串可耻的让步，包括坐视德意法西斯介入西班牙内战，吞并中东欧国家，驱逐犹太人并掠夺其财产;此外，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对于早在1931年就发起了侵略战争的日本，同样采取绥靖政策，希望将侵略者的注意力和兵力导向苏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让步非但没有起到阻遏或延缓战争发生的作用，相反还壮大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也让希特勒更有底气发起大规模的种族清洗。
法西斯的残暴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显露无疑，比如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实施的大屠杀，在当时就曾见诸于欧洲和美国媒体报道，但欧美文明世界的人们并没有对当时在勉力支撑侵略的中国给予太多支持，甚至吝于表达口头上的同情和对日本的谴责。战后曾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人们总觉得时至20世纪，不应该存在、不会发生如此惨无人道的杀戮。1944年，分别从东西两翼逼近德国本土的苏联红军和盟军，分别都在德占区找到了纳粹来不及焚毁的集中营，纳粹残害犹太人及占领国无辜平民的暴行事实大白于天下。人们终于意识到，法西斯严重扭曲了科学和人性，多亏了德日意三国法西斯战时犯下了如此之多的战略和战术错误，才避免了让整个世界重回中世纪的黑暗。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真正理解，为什么法西斯会如此残暴，为什么曾一度纵横无敌的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最终无法挽回颓势，为什么在这场战争走向胜利的时候，盟国军民会表现得那样欣喜若狂，为什么二战取胜一方没有再采用一战的处置模式掠夺战败国，为什么战后会在欧洲、亚洲许多国家及美国形成强有力的反战传统……
《二战简史：黑暗时代》这本书被评价为最为简洁而清晰、有力的二战叙述作品，不仅翔实描绘了二战欧洲西线、东线、亚洲、太平洋四大战场的进程，评析了同盟国和轴心国两大阵营在军事、战争组织等方面的得失，而且还介绍了二战爆发的历史背景，剖解了各重大历史事件、转折的动因。借助此书，读者将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体事件形成全景式了解，把握法西斯战败、正义力量取胜的历史奥秘。
全书第一章简要介绍了二战爆发之前，因为西方国家的集体纵容，德日意三国分别完成战争准备和动员，形成战争爆发初期的巨大优势的情况。而在第二、三、四章，书作者浓墨重彩的回顾了二战前期在欧洲西线战场、苏德战场、太平洋和北非战场铺开的战事。
在欧洲西线战场，德军的闪电战击溃了英法军队以及比利时军队，主要是因为法国军方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水平停留在一战水平。而英国陆军的战斗力疲弱，在北非战场、东南亚战场同样显露无疑。诺曼·斯通指出，西线战场的巨大胜利给了希特勒不切实际的信心，“俾斯麦或丘吉尔能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但希特勒不行”，这使得纳粹德国对苏作战的巴巴罗萨计划相当仓促。希特勒也没有意识到，他此前发起的不列颠空战，之所以没能挫败英国的抵抗意志，就在于德国的军备生产能力落后于英国，这种落后形成的差距将在美国加入同盟国阵营后进一步拉大。
在苏德战场，德军攻势最初赢得了突出战果，但在斯大林和朱可夫稳住阵脚，动员其整个国家的人力和装备资源之后，入侵德军已经难逃当年拿破仑大军的惨败命运。书中第五章介绍了苏联红军掀起的战略反击。俄国土地上的严酷寒冬击溃了德军前锋兵团的战斗意志，苏联方面却可以为其军民配备御寒衣物。冬季僵持期内，德国的军工机器全力运转，产能发挥到极致，却也远远低于苏联后方的工业预备体系的产能，美国和英国还通过海路运输不断向苏联提供装备援助。当然，诺曼·斯通也指出，苏德战争中后期，德军强韧的作战意志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战力的不足，造成战争被严重拖长。
《二战简史：黑暗时代》还解释了战事延续的另一大原因，即在二战中后期，英国将大量军工生产资源用于轰炸机生产，以满足对德国本土及德占区的地毯式轰炸需要，目的是报复不列颠空战期间德国空军对伦敦、南安普顿等英国城市的轰炸。书作者批评认为，这种做法延误了盟军的登陆作战，事实上也没有起到干扰德国经济特别是军工生产的作用，还造成了大量的欧洲古城损毁。
1945年5月，德国宣布投降，欧洲战事结束。日本法西斯的覆亡已成定局，但时至当年的7月，日本军方仍坚持作战到底，直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击并迅速击溃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诺曼·斯通认为，一战的历史教训相当明了，但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二战结束后遗留的问题更多。美国吸取了一战结束后赋予战败国过于严苛赔偿义务的历史教训，也曾在日本力推和平宪法建设、社会民主改革，却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止了这一进程，这就造成时至今日，日本政界仍不愿坦承直面历史问题。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也曾谈到，二战一结束，欧洲各国特别是那些战中和战前曾发生过民族、人口大迁移的国家，不公正的再度启动了清算式的人口、种族族群大迁徙，撕裂了国家、族群之间的关系，甚至制造了难以化解的仇恨，并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巴尔干危机期间彻底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