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李亨（711年2月21日—762年5月16日），初名李嗣升，又名李浚、李玙、李绍，是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母为元献皇后杨氏，唐朝第七位皇帝，也是第一个在京师以外登基再进入长安的皇帝，在位时间为至德元载（756年）至宝应元年（762年）。对于他是否为昏君的争议，需结合其生平经历与历史功过综合评判。
乱世登基：肩负中兴重任
李亨的成长环境充满政治斗争的阴影。其生母杨氏在李亨十八岁时病逝，他自幼在宫廷权力倾轧中生存。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李亨被立为太子，但此后长期遭受宰相李林甫的构陷。李林甫为扶持寿王李瑁，多次诬陷李亨谋反，导致李亨的太子妃韦氏被迫出家为尼，其政治盟友韦坚、皇甫惟明等被贬杀。这段经历使李亨养成谨慎隐忍的性格，也为其日后执政埋下对权臣的警惕。
安史之乱的爆发成为李亨命运的转折点。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潼关失守后，唐玄宗携少数皇亲仓皇逃往成都，李亨在马嵬驿被百姓挽留，与玄宗分道，北上至灵武。同年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这一决策打破了唐朝皇帝必须在长安登基的传统，标志着唐朝从盛世向中世的转折。李亨的即位，既是对安史叛军的政治宣战，也是对唐朝合法性的重申。
平叛功绩：收复两京的军事统帅
李亨即位后，迅速组建平叛阵营。他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并联合回纥骑兵，形成对安史叛军的战略包围。至德二载（757年）六月，唐军收复西京长安；十月，再克东京洛阳。这一系列胜利不仅扭转了战争局势，更恢复了唐朝对中原的控制，为后续平叛奠定基础。
然而，李亨的军事决策也存在争议。为争取回纥支持，他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导致洛阳遭受劫掠。此外，他对宦官鱼朝恩的过度信任也埋下隐患。乾元元年（758年）九月，李亨命九节度使围攻相州安庆绪，却以不懂军事的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帅全局，最终因指挥混乱导致唐军大败。这些失误反映出李亨在军事用人上的局限，但并未动摇其平叛主导者的历史地位。
政治制衡：权术与隐患并存
李亨的统治风格以制衡为核心。他重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却因忌惮其威望而多次罢免兵权；他依赖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掌控禁军，却未能遏制其势力膨胀；他纵容张皇后干预朝政，最终引发宫廷政变。这些矛盾暴露了李亨在权力分配上的失衡：一方面，他试图通过分权防止武将专权，却导致宦官势力坐大；另一方面，他对后宫的疏于管理，加剧了皇权与后权的冲突。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李亨病危之际，张皇后欲废太子李豫（唐代宗）改立越王李系，李辅国、程元振率兵保护太子，逮捕张皇后与李系。这场政变中，李亨因惊吓病情加重，当夜崩逝于长生殿。他的死亡，既是个人命运的终结，也是唐朝宫廷权力斗争的缩影。
历史评价：中兴未竟的悲剧英雄
后世对李亨的评价多聚焦于其“中兴之主”与“权术失衡”的双重性。从功绩看，他于乱世中登基，收复两京，延续了唐朝国祚，其庙号“肃”（意为性格严谨、刚强果断）即是对其政治品格的肯定。从过失看，他重用宦官、纵容后宫，导致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局面加剧。
然而，将唐朝的衰落完全归咎于李亨并不公允。安史之乱本身已动摇唐朝根基，李亨的制衡策略虽未成功，但实为乱世中维持皇权稳定的无奈选择。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曾评价：“肃宗之立，虽出于仓卒，然天命有归，人心向之。”这一观点揭示了李亨的历史合理性：在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上，他以弱君之姿承担起中兴重任，其功过需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