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起因
1．是秦朝建立专制主义政治体系的需要。
2．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批评时政。
只是对于坑儒，史学家们仍有争论。一般来说有三种看法：
（1）第一是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这纯属后人的杜撰。持这一观点的是民国时期兴起的“疑古派”，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物，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疑古派”观点的不成立；
（2）第二是的确坑了一些人，不过那只是些方士，或称术士。秦始皇焚《诗》、《书》，医、卜之类的文籍，不在焚烧之列。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从未提起过“坑儒”二字。且司马迁与汉武帝年龄相仿，按最迟计算（汉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司马迁距离焚书坑儒发生的时间，最远不过120多年。
120年的时间跨度，是什麽概念？就相当於2012年到1896年（清光绪年间）的跨度。司马迁从十多岁起，就开始遍游中国，二十三岁的时候，其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就已经接任其父的职务，担任汉太史令了。如果从司马迁20岁开始算起（-147年），距离焚书坑儒（-212年）的时间跨度，不过65年而已。即相当於2011年往前推65年（相当於中华民国时期的1946年）。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以司马迁的学识和所处高层的地位，焚书坑儒这样大的事件，不可能不清楚。
3．在关于郡县制的辩论中，丞相李斯斥责儒者依古制实行分封制的主张不合时宜。
所焚何书？为何而焚？
最主要的一本是《尚书》，因为尚书记载上古圣王的治世理念，而秦始皇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所以要用自己的治世观念代替上古圣王的治世思想，欲厚今乃焚古。
其次是《诗经》，因为诗经中多赞颂历代君王，始皇不愿有六国遗党颂六国先王。
但，最最重要的或是一本方士《道经》。这道经非现在的老子道德经。此经唯留十六字，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古文尚书·大禹谟》）
《荀子·解蔽篇》中也有类似的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由此推断曾有一本道经，绝非仅有现存的十六字。）
所坑何人？为何而坑？所坑非儒，而是方士。
因方士所言长生非始皇帝所能修成，长生也非是小小丹药所能达到。（己心不净，何以修行？何以长生？人人本有长生草，己心不净，田园荒芜，何以种得长生。海外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不过是人身三大丹田。外求何处求……）
方士接近始皇，非要炼药寻丹，乃是要传《道经》于天下。始皇恼羞成怒，认为方士们在耍弄自己。于是，先焚道经，后坑方士。
实质
“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
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
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墨并称显学，但墨家更侧重对农业方法的创新，种地务农。和道家更注重研究身心，人性观的形成探索，名家更注重形而上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