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四年（226年），蜀汉政权面临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先主刘备白帝城托孤仅两年，丞相诸葛亮与托孤大臣李严的关系已悄然生变。当李严以密信形式劝诸葛亮接受九锡殊礼、进爵称王时，诸葛亮以一封公开文书《答李严书》作出回应，既维护了政权稳定，又展现了其政治智慧与历史担当。这封书信的文本细节与历史背景，折射出蜀汉政权权力结构的深层矛盾。
一、书信背景：托孤格局下的权力裂痕
刘备临终前，将政权托付给诸葛亮与李严两位重臣。诸葛亮以丞相身份总揽军政大权，李严则任中都护，统内外军事，驻守永安。这种“二元托孤”结构本为制衡设计，却因两人性格与政治诉求的差异埋下隐患。
李严出身益州本土豪强，在平定益州叛乱中展现军事才能，但其性格中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刘备逝世后，他多次试图扩张个人权力：先是要求划出五个郡设立巴州自任刺史，后又在诸葛亮北伐期间以粮草问题为由要挟撤军，甚至伪造军情欺骗后主刘禅。这些行为暴露出他对权力集中化的强烈渴望。
诸葛亮则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政治立场，将北伐中原视为首要目标。面对李严的试探性劝进，他必须既表明政治忠诚，又避免激化内部矛盾。这封书信的撰写，正是在这种微妙平衡中完成的。
二、书信内容：十命可受的政治宣言
《答李严书》全文以骈散结合的公文体例写成，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三个层次：
1. 政治立场的明确宣示
诸葛亮开篇即以“吾本东土下士，误用于先帝”自谦，强调自身地位源于刘备的错爱，而非个人野心。针对李严“宠齐、晋，坐自贵大”的指责，他直言“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将个人荣辱与北伐大业绑定，暗示在完成统一前接受封赏是不义之举。
2. 历史典故的巧妙运用
书信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是“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的表述。此处“十命”为诸葛亮独创概念，超越传统“九锡”的至高荣誉。历史上受九锡者多走向篡位，而诸葛亮以“十命”自比，既表明对更高功业的期待，又暗含对李严试探的委婉反驳——若北伐成功，功绩远超九锡标准，但当前仍需保持臣子本分。
3. 现实矛盾的隐晦处理
尽管书信未直接指责李严，但通过“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的感慨，透露出对双方关系疏离的遗憾。这种表述既维护了表面和谐，又为后续处理李严问题埋下伏笔。事实上，五年后李严因粮草事件被废为平民，正印证了诸葛亮对权力制衡的清醒认知。
三、历史影响：忠臣典范的政治塑造
这封书信在蜀汉政权内部产生了多重效应：
1. 巩固北伐合法性
诸葛亮将个人封赏与北伐成功绑定，使军事行动具有“光复汉室”的道德正当性。这种表述有效遏制了内部对北伐的质疑，为后续五次出祁山奠定了舆论基础。
2. 树立清廉形象
书信结尾“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的细节，与《三国志》记载的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相互印证，强化了其清廉自律的典范形象。这种形象塑造对稳定蜀汉政权人心至关重要。
3. 规范权力运行
诸葛亮通过公开文书回应李严，而非私下密议，避免了权力斗争的公开化。这种处理方式既维护了托孤大臣的体面，又确立了“功成受赏”的政治规则，为后世提供了处理内部矛盾的范例。
四、学术争议与历史启示
关于《答李严书》的创作时间与文本完整性，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成书于建兴四年（226年），另一种依据《华阳国志》记载，主张为建兴七年（229年）的劝进事件相关文书。近年出土的《李严简牍》提及“丞相府复文”，为研究书信原始形态提供了新线索，但核心内容争议不大。
这封书信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蜀汉政权在权力集中与制衡之间的艰难平衡。诸葛亮通过“十命可受”的表述，既拒绝了李严的试探，又为北伐大业保留了政治弹性。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功高不震主”“位极不篡权”的智慧，对后世政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