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少有才名，擅长写诗文。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年），外调江苏，先后于溧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七年，为官政治勤政颇有声望，但仕途不顺，无意吏禄。乾隆十四年（1749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嘉庆二年（1798年），袁枚去世，享年82岁，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世称“随园先生”。
著名的清诗研究专家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提出“袁枚现象”一词，认为袁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诗人，在整个清代所有大家、名家诗人中找不出第二个。袁枚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从袁枚本人的个性特征出发来加以解析。关于袁枚的个性，严迪昌先生《清诗史》有极精到的概括，总之一言为“不耐”。他不耐学书，字写得很糟；不耐作词，嫌必依谱而填；不耐学满语，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庶吉士散馆，以习满文不合格放任知县；不耐仕宦，乞养时年仅三十三岁，后再铨选知县，未及一年复归。袁枚这也不耐，那也不耐，那么他究竟耐什么？简而言之，他耐的是才子风流。袁枚身上有着浓厚的才子气，其风流才子的品性和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专业为诗，酷爱酒坛诗社。诗、书、画、词、曲是文人消闲生活的领域，也是才子张扬性情的疆域。袁枚不工书画，不耐填词谱曲，他最喜好和擅长的还是诗歌。袁枚喜爱诗酒高会，友朋赠答。晚年造百尺长廊，将四方投赠诗近万首“梓其尤者”，其余尽糊于壁间，号曰“诗城”。《诗城诗》作于八十二岁病逝的三月前，诗云：“十丈长廊万首诗，谁家斗富敢如斯”，“但教诗将文房守，四面云梯孰敢攻？”晋人石崇富侈甲天下，但在袁枚眼里却不值一提。诗人坐拥“诗城”，风怀洒宕，足见另一番“豪华”。
二是喜欢美食，著为《随园食单》。知识分子编食单，其实并非易事。古人常说诗能穷人，文人既以诗为职业，大多时候糊口不易。宋人欧阳修不作食单，但有《牡丹谱》。一般说来，为花作谱是高情逸致，作食单往往不免于“俗”。诗人美食家袁枚则无所顾忌地写下《随园食单》。王英志先生在《袁枚的〈随园食单〉》中指出袁枚的思想“还表现在其独特的饮食观上。袁枚隐居后，尽情享受人生成为其生活目的。除了读书写作、壮游山水之外，就是‘饮食男女’，真正体现了‘食色，性也’（《孟子·告子》）的人生真谛”。《随园食单》属于袁枚“性灵”的一部分，记载了大量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明代大才子唐寅未作食单，独好看花，《桃花庵歌》吟唱“桃花庵里桃花仙”。这样看来，袁枚的才子气与唐寅确有不同。
三是风流放任，尚名士风流。自魏晋以来，风流放任成为一种名士风度。清中叶不乏追随魏晋名士风度的士人，袁枚、吴敬梓皆其著者。对于古代的才子来说，佳话也是其身份的标志。江淹、解缙都有梦见五色笔的故事。袁枚的佳话很多，清人蒋敦复还专门编撰《随园轶事》一册载记才子风流。如《芭蕉露》载袁枚在山中植芭蕉三十株，“每日晨起，吸花中甘露，香生肺腑，凉沁心脾，自谓胸膈间有飘飘欲仙意”。其弟香亭羡之，袁枚收录甘露，走使驰送，信札中说：“愿即吸之，将来一同白日飞升。”此事足可入“世说”。
又如《窥常熟织机女受窘》载袁枚游常熟虞山，偶行至小村落，“忽闻机声轧轧，自茅屋中出，隔窗窥之：一女郎年可十六七，丰神袅娜，正在翻梭织素，手腕轻灵，行所无事。先生爱其貌而又服其技也，凝眸不转，伫立多时。乡人见其状，怒其轻薄也，群起而攻之，大为所窘”。袁枚自忘身在人世，“独倚云机看织纱”，结果被乡人拉到现实中来，受到“轻惩”。与好“食”一样，好“色”也是才子气的一种外现。对于“色”，他自有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