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静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
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
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核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核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
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土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事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
一八八⊙年，秦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
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日: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辜氏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文襄闻而大异之，延入幕府，不烦以常职，有要事就询焉。”(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一八八五年，辜氏人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一九O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O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
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
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