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上，大规模的盛世，一共只出现过三次，西汉的汉武盛世，唐代的开元盛世，还有清代的康雍乾盛世，其中以康雍乾盛世维持的时间为最久，长达一百一十五年，从乾隆二十四年至四十五年这段时间，大清的各个方面都远超了前朝历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繁荣的时代。
乾隆四十七年，河南官员汇报说：有一个叫祝万青的老百姓家里，祠堂上贴了一副对联，这幅对联本来写的也挺好，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被祝万青的仇家看到后，说这幅对联是模仿《尚书》中周文王的语气写的，口气太大，这种对联只能是皇帝家才能使用，所以将祝万青告到官府，控告他语句悖逆。乾隆皇帝也一直在访查不法文字，这类的案件办的越多，乾隆皇帝自然就会给奖赏，所以当地官员在接到报案后，便立刻将此事汇报给了乾隆皇帝，本来想安心的等待奖赏，但不料等来的确实乾隆皇帝的一顿臭骂，还明确表示了这是诬告的案件。
其实这些地方官也知道这是诬告，但是平常这类的文字案件，乾隆皇帝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全力支持，现在却一改行事作风，而且也就是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持续了很多年的文字案件就没有再发生了。
乾隆皇帝突然的改变了行事方式，这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乾隆抓不法文字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百姓们反清复明的思想基础，经过了十年的时间，乾隆认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二、乾隆四十七年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和普通老人一样变得仁慈，同样心态和性格也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精力下降、处理事务都是越简单明了越好，生活上也由节制变为过度享受。
皇帝做过国家的神经中枢，皇帝有十二分勤奋的话，大臣们可能会有八分勤奋，但是如果皇帝有三分懈怠，那么大臣们可能就会有九分懈怠，所以乾隆心态的变化，就会对整个清朝官僚体系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乾隆晚年的时候，整个朝政就兴起了一股懒政之风，地方上很多案件数十年都还没得到处理，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是能放宽就放宽，所以很多重案的凶手都得不到处理，这就导致了社会底层的治安迅速变差，朝廷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三、送礼之风开始蔓延，在乾隆年轻时，关于送礼一直抓的很紧，所以这种风气基本已经控制住了，但是到了晚年，又开始猛烈的刮起了。
乾隆朝官场风气的突然改变，其实也跟乾隆皇帝大肆的收受贡品有关，乾隆在刚继位时，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曾经说过不要贡品，不过从乾隆十六年开始，他就开始收受贡品，尤其喜欢收集欧洲进口的自鸣钟，为此他还专门下令广州的官员为其进献，特别是乾隆四十五年时，正是他的七十大寿，各地进贡的车一眼望不到边，据记载，多达三万多辆。过完七十大寿后，乾隆皇帝对贡品的痴迷程度更是达到了一种病态，打破了以前的各种规定和限制，全国各地的官员，也都把心思放到了进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