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曾任两广总督的赵翼在其《簷曝杂记》中提到钟表时，称其绝技：“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由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其实，早在明末，西洋钟表已通过宗教和贸易的渠道，从广州进入内陆，开启了一段备受瞩目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明代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力图进入内陆传教，他们在广东等地寓所陈列自鸣钟等西洋奇器。自鸣钟集报时、音乐和机械运作于一体，精思神巧，富有情趣，将之赠送给中国官员并进而献给皇帝，实现传教目的，最为合适。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礼物中就有自鸣钟两架，“……谨以……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异耳”。
到了清朝，清朝皇帝对西式钟表表现出了喜爱之情。康熙对西方科学有特别的兴趣，喜爱收集西洋钟表，在清宫造办处自鸣钟处下设制钟作坊，聘请西洋“有技艺之人”专门仿制、维修西洋钟表。雍正似乎更强调西式钟表的功用，钟表作为计时工具在宫中被普遍应用，皇帝居住、办公以及常出入的宫殿都有钟表的陈设，雍正出巡时还会有太监携带钟表服侍皇帝。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对钟表的喜爱，超越了实用价值，从而作为奇巧珍玩来观赏。他命广东官员不惜重金从海外搜罗，并在宫中亲自指挥制作，使钟表的收藏和制作在此时均达到了清代的高潮。嘉庆年间钟表与其它珍玩被列入禁献名目。此后的皇帝虽依旧对钟表表现出兴趣，但外国势力侵扰，国力不济，宫中钟表的进贡、制造、收藏锐减。
在传教渠道之外，随着中西贸易在广州常规性地展开，尤其乾隆年间“一口通商”制度确定，西洋钟表贸易在广州也日渐繁荣。
宫廷对钟表的喜爱超出对实用价值的追求，将之视为高雅奇巧的珍玩，直接促使沿海地方官员不惜重金从海外搜罗，乾隆四十九年，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累计进贡钟表共130件。官宦显贵之家对西洋钟表的追捧，不仅吸引西方钟表商直接来广州贸易，还催生了广州本地钟表业，出现了以融合中西文化、使用烧珐琅为特色的精致“广钟”。广州不仅是西洋钟表贸易之地，也成为中国少数几个钟表制作中心之一。
广州本地钟表制作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早年本地技师的技术水平一般。乾隆年间编撰的《广州府志》称：“自鸣钟本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不过，富有创新精神的广州钟表匠，努力学习新技术，到乾隆时代，他们创造了既有浓厚中国色彩又带有西方艺术风格的广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钟表制造业，成为达官贵人喜爱的陈设收藏，为国内钟表制作之翘楚。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巴洛提到：“中国人在广州的制作已经和伦敦的一样好，这些精巧机械品的价格只有考克斯等仓库运来的钟表价格的三分之一。”广钟工匠技艺超群，在造型、机芯上可与西洋钟表相媲美，尤其在价格上占有优势，更容易在市场上行销，广州街头还出现了专卖自鸣钟的店铺，自鸣钟成为清代贵族家庭普遍的陈设，不少官员以广钟作为西洋钟表的代替品进献皇帝。
明清时期，广州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场所，大量西洋物品在此汇聚，并由此进入内陆，影响中国社会。广州率先引进西洋钟表工艺制作技术，并融合中西艺术风格和技术，造就了一批技艺精良的能工巧匠。西洋钟表从采买到制作，完成了从商品到产品的转变，同时也凸显了广州在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