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
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的，正是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
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
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升昌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升昌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
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
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
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
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