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大理、保山、德宏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线，被称之为西南陆地的“丝绸之路”。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坚持开凿西南夷道?有何用意?
蜀身毒道的出现
公元前122年，博望候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奇特发现，“居大夏时见蜀布、卭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今印度)国。”历代帝王的官方记载上从未有过通商记录的西域国土上，张骞居然发现了大量独产于中国四川的蜀布和卭杖。
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张骞及时地报道了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他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他还指出了与像中国那样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结盟的好处。
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但都遭到当地夷人的阻拦未获成功。
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斩首数十万。但由于当地夷人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归降、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经印度入大夏。
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未能全通，直到此时，汉武帝孜孜以求的“通身毒国道”至大夏才算全线畅通。
印度洋的海风从此吹入红色高原，驮着蜀布、丝绸和漆器的马队从蜀地出发越过高黎贡山后，抵达腾越(今腾冲)与印度商人交换商品。或继续前行，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邦，然后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抵达印度平原。
“窃出商贾，无所不通”。据史学家考证“蜀身毒道”分为南、西两道，南道分为岷江道、五尺道，岷江道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宾，是李冰烧崖劈山所筑;五尺道是秦将常颊所修筑，由宜宾至下关(大理)，因所经地域山峦险隘，驿道不同于秦朝常制，仅宽五尺，故称为五尺道。
南道由成都一宜宾一昭通一曲靖一昆明一楚雄一大理一保山(永昌)一腾冲一古永一缅甸(掸国)一印度(身毒)。西道又称牦牛道，是司马相如沿古牦牛羌部南下故道修筑而成，即由成都一邛崃一芦山一泸沽一西昌一盐源一大姚一祥云一大理与南路汇合。
蜀身毒道的贯通
虽然早在秦统一前，蜀守李冰父子就开始了对西南夷道的开发，但真正大规模的两次开发是在西汉王朝汉武帝执政期间。《史记，平淮书》载：“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然而，开凿西南夷道的工程实在太过巨大，征发开道的士卒均为巴蜀人，旷日持久的工程劳民伤财，加上当时汉武帝的当务之急是平定北方匈奴，于是，“秋，罢西南夷。”
四年之后，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归来再次激发了汉武帝开凿西南夷道的决心。因为第一次开凿的目的不过是出于封建帝王“一点四方”的心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图，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这一次，张骞带回的西域奇珍让汉武帝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具有世界眼光的汉武帝要开辟一条直通身毒、大夏的“国际通道”。他挥斥方逎，用军队作为先驱，强行开道，以通大夏，他用武力将西南夷道通到滇西洱海地区，“通博南山，度澜沧水”直至“蜀身毒道”国内最后一段——“永昌道”开通。公元69年，汉王朝开拓和经营西南的最边远的郡——永昌郡设立。自此，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连成一线，古道全线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