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湛，即唐敬宗，唐朝第十四位皇帝，他是唐穆宗李恒的长子，唐宪宗的孙子。接下来历史资料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唐敬宗十六岁就继承皇位,在位期间大起宫室,喜好声色,贪睡晚起,怠于政事,最终意外丧命于亲从宦官之手。显然,这是敬宗死于一场在宦宫策划下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有学者称其为“灭烛之灾”,本文则称之为“宝历宫变”。下面本文将讲述宝历宫变以及文宗继统后的措施。
一、背景
宫廷政变在唐代本不鲜见,尤其是在唐前期,更是时有发生唐后期虽然次数大为降低,但并非销声匿迹,如在此次宫廷政变之前不太久,就曾经发生过一场对唐后期政治有较大影响的“元和宫变”,敬宗的父皇唐穆宗就是在这场政变中上台的。
然而,“宝历宫变”相对于以往唐代任何一次的宫廷政变来讲,却有其极为特殊之处因为敬宗是年少即位,在位毕竟只有两年多,尚未来得及确立他的储君人选,其长子李普又甚年幼才三岁,在突发事变中不足以镇抚人心,于是,唐王朝在立国己达二百年以来,首次碰到了在大行皇帝生前尚未指定嗣君便己弃国的特殊情况。
面对着这一特殊局面,当时朝廷中的各派政治势力,都出于不同的目的或意图而不得不采取各种行动,力求维护或者扩充自身的利益,一时间,政局变得扑朔迷离。
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下,弑君的刘克明等人又打算趁此机会撤换内侍省中的掌权派宦官,但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这一派宦官的恐慌和不满,他们之中的头目一一两枢密使王守澄与杨承和、两神策军护军中尉魏从简和梁守谦四人紧急商议对策,决定消灭企图攫取他们既得利益的刘克明等新晋宦官势力。
为了取得朝中大臣的支持,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梁守谦还主动利用过去的老关系,与三朝元老、中枢重臣裴度积极联络,商议对策。结果,刘克明等逆臣很快便被剿杀。李涵即是穆宗的次子,敬宗之弟,母亲是贞献皇后萧氏,长庆元年年封为江王。由于对梁守谦等“元老派”宦官来说,只要不立绛王李悟,那么无论拥立其他任何的皇族成员继位,都会成为佐命功臣,也都不至于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在继位人选方面尚无太多顾虑。
与此同时,翰林学士和枢密使等势力也没闲着,然而却是为礼制方面的事宜操心。稍后的事情都按照原定计划进行。癸卯初十,百官在紫袁殿外廊拜见。江王身着素服,哭泣流泪,向文武百官宣布己经平定了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人的叛乱,而且任命司空平章事裴度暂摄家宰,主持敬宗的治丧事宜。
甲辰十一日,江王在少阳院接见禁军诸军使。僧惟贞、齐贤、正简,道士赵归真等术士以及敬宗在世时以奸债得宠者,都被流放到荒远的岭南或边疆地区。击球军将于登等六人令本军处置。裴度率领百官三次上表劝江王即皇帝位。
乙巳十二日,江王李涵正式即皇帝位于宣政殿,改名李昂。这就是唐朝的第十四任皇帝一一唐文宗。丙午十三日文宗赴西宫换上皇帝的衣服。丁未十四日,宰臣百僚上表请文宗正式主持朝政,三次上表以后,文宗才同意亲政。丁巳二十四日,文宗为皇叔绛王举行葬礼,并为此废朝三天。到次年年二月,乙巳十三日,唐文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和。
文宗最终以宗室亲王的身份继承了兄长的皇位,但此举的政治影响实际上并不只限于此。我们知道,宗室亲王作为皇家弟子,一方面是皇室家族统治的屏藩力量和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对君主的个人专制权力构成削弱和威胁。
文宗以前的唐代宗室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大致以开元初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唐前期的宗室亲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政治能量,对于这一时期的政局普遍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唐前期的皇位继承之所以会频频出现不稳定现象,与此亦有莫大的关系。
但自从开元初年玄宗设立十王宅以来,情况则大为改观。玄宗上台后,出于强化皇权的意图,大力抑制宗室诸王的势力,并专门建立了十王宅,命诸王集中居住,以便于皇权对其进行控制。特别是专门派遣宦官负责十王宅的管理,实则乃是以天子之耳目对诸王行监视之实。
至开元十三年,又进一步扩大为十六王宅,以后人数虽然增加,名称则不再改动,遂为定制而类似的机构还有百孙院,再后来又有少阳院太子的专门居所。此后,唐朝一直延续了十六王宅的诸王聚居政策,还专门设有十六王宅使、少阳院使等使职对其进行监管,因而诸王在政治舞台上逐渐开始失势,其政治空间也遭到极大的压缩,故在唐代中期以后,宗室诸王的地位开始变得无足轻重。
然而“宝历宫变”的发生,又使得宗室诸王的政治影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原因在于,敬宗生前并未指定储君人选,其长子又因身为年幼而难膺大位,故而只能从宗室诸王之中寻找继任人选。在此背景下,身居十六王宅的宗室亲王李涵便凭着敬宗二弟的身份,以兄终弟及的方式被推上了皇位宝座。
以此后的情形观之,“父死子继”的继统方式不再受到重视,晚唐的皇位继承方式也开始变得多元化。再者,由于此后由宦官所选立之嗣君人选均来自十六王宅的宗室诸王,因而导致了宗室诸王的地位又开始有所提升,甚至变得有点“奇货可居”一一毕竟,任何一位亲王都有可能在前任皇帝驾崩以后,被宦官集团选立为下一任君主的继任人选,所以这一时期居于十六王宅的宗室诸王的地位,自然也就显得十分微妙了。
若从这一层意义来看,这一阶段的皇位继承方式又可称之为“十六宅宗室亲王继统”。而在唐代皇位继承过程中,处于“父死子继”和“十六宅宗室亲王继统”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文宗一朝,实则可以看作是由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
二、中枢势力在文宗继位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从文宗的继位过程中可知,一位宗室亲王以非皇族嫡裔的身份入继大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其间因为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因此必须作谨慎处理,若稍有不当,即会身败名裂,这里只须对比一下绛王李悟与江王李涵的遭遇,便可一目了然,无庸多言。
若考察江王李涵最终得以继承大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继统得到了中枢政治核心中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换言之,也就意味着由江王李涵继统便能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因而也就得到了他们的共同拥护。
在此过程中,外朝的宰相,内廷的翰林学士,内廷宦官集团中的枢密使、神策中尉,以及后官势力这几个处于政治核心的利益集团,都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在文宗继统这过程中相互协作,紧密配合,共同促成了汪王李涵以宗室亲王身份,并以兄终弟及方式承继皇位,在暴力基础上顺利实现了皇权的平稳过渡,这即便在唐代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而且此举也直接导致了唐代后期皇位继承方式的转变,故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自文宗继统之后,政治中枢内部的几大势力之地位和权势从整体上都得到了维持或发展,彼此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内庭与外朝相互制衡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几大政治势力之间彼此制约,对等共存,缺一不可,谁也很难吃掉谁,任何一方都难以形成独大的局面。
因此,这一体制的形成,一方面拥有了较大的政治弹性,能够有效地维持中枢政局的平衡与稳定另一方面,将中枢权力进行分割与细化,使其彼此制衡,也有利于皇权从中加以控制和利用,从而加强了君主个人专制,进而达到强化皇权之目的。
三、总结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唐文宗时期中枢政局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朝臣、宦官又可分为神策中尉和枢密使和翰林学士这几大政治势力之间在不断地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与争夺之同时,大体上维持着一种势均力敌的动态平衡。
这样一种平衡状态的存在有效地维持了唐王朝的行政体系的正常运作,从而使得唐王朝的统治继续延续下去。但是,由于这几种政治势力始终都存在着体制上的固有矛盾,虽不至于无法调和,但由于体制上的不够完善,往往使得彼此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